一位执著的老人

一位骨瘦形销地老人，坐在阳台上。中气充盈，缓缓而言。他说着过往的记忆，因年老而混浊的眼睛还是闪着光芒。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位老人。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走过暴风骤雨的五十年，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那是七九年夏天吧，我从福州去上海。买了隔日的北京快，就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华侨服务社住了店。吃过晚饭天色还亮堂，也不想上街了。同屋没人在，又不想这会就上床看书，所以就沿着旅店的走廊无目标的散步。

经过老人的门口时老人正坐在房中间，出于礼貌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老人便请我进去：“出差呀？进来坐坐吧。”所以我就进了房间。

这个房间很特别，床还是两张，旅店那种特有的床头柜也还是两个，只是多了三四只箱子和许多的坛坛罐罐锅碗瓢盆。房间还是很干净的，不过相当拥挤。一位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看我进了屋手脚麻利地下床给我安了个坐。老太太看上去比老人年轻了许多，眉眼间一团慈祥。

客套了两句，我说我来自闽南。老人马上用闽南话和我攀谈，听得出那其实是客家话，和闽南话有点相同。而且老人的客家话说得也不太利落，他说是多年不说了，见到了可以说两句的很高兴。老人提议干脆上阳台去坐吧，那儿凉爽。

阳台侧面可以看到将要落山的夕阳，余辉染红了大半个天。夏天傍晚的微风吹散身上的汗水，老太太给了我一把很大的蒲扇用于驱赶蚊虫。五六平米的阳台上摆下两张低矮的竹靠椅，我和老人相对而坐，中间放着一张圆凳当茶几。阳台栏干上放着两盆米兰，花已经开了，正向四周催送她的心香。远处的老榕树一头绿色盈盈的叶片下盘根错节，也不知都是些什么鸟躲在树里面吱呀乱叫。一种舒坦心怡小坐谈天的环境。

老太太给我们泡上了茶，看得出这是工夫红茶，产自闽西一带。果然，老人说这是政和工夫。我于是借茶的来源问道：“这么说，老伯是闽西人了？”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他明显将思路回溯于往年，饱经风霜的脸上看不出喜或忧。老人双手拿起茶杯，中途忽然一阵急晃，老人将茶杯又放回几上。将手落于双膝，强忍着颤抖的手掌透露了老人内心的波澜。

他说：“是的，我祖籍连江。一九二八年我和邓子恢等人一起组织了闽西暴动。我家是地主，父亲送我去读书，希望我能光大家族。我选择了革命，信仰马列，背叛了家庭。你可能不好理解，是的，没有经历过那种时代的人很难理解。其实很简单，是人的良知促使我选择革命，信仰马列并背叛家庭。在面对水火之中的大众，在面对疮痍满目的国家，良知是能让一个人找到真理的维一原因。

参加革命的动机有三种。第一是自觉的，第二是被迫的，第三是投机的。共产党人中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是自觉的，是良知指引的结果，我也是。第二种人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痛恨旧社会，对革命忠心耿耿。至于第三种人大多是在胜利在望和胜利以后企图取巧而投机的。

一九二九年邓子恢请毛泽东进军闽西。那时国民党在闽西的军队调去打李宗仁了，闽西空虚。毛泽东的清平乐，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说的就是这事。

年青时代，思想进步。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需革命。革命先从自已革起，旧时代的家庭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将家族的财产分给了穷人，分财物时的心情特别好。我不是不尊重父母，为了革命他们应该首先作出牺牲。我的几个兄弟也一块和我参加了第一次土地革命，他们都先我而去了。

那个年代，一天等于一年。二七年以后的五六年之中发生了多少事呀。我跟中央红军下赣南，建立了中央苏区，我在特委工作。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十二分的丰采。思想活跃信仰强定，心情万分舒畅。

吉安，宁都，广昌，武平，汀洲，瑞金等等，它们对我来说不单是一串地名，这些地方我死也忘不了。毕生是多长？这几年就是我的毕生。虽然我从没有放弃过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后来的这几十年永远也没法和这几年比了。

我和当时的所有革命者一样，期待着国家的新生，而且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要实现了。从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革命刚刚稍有成果，党内因为派系问题演绎了如此惨痛的悲剧。

三十年代初的那场灾难太可怕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多少同志莫明其妙地死在了自已人的手下。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王明路线，其实这中间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过了这么多年，等我们这些老人不在了，可能将永远也说不清了。

我所有的亲人全死在了那几年里。有国民党杀的，因为我是共产党。也有共产党杀的，因为说我是阶级异己份子，是社会民主党，是国民党特务。总之在三十代年初的那场大肃反中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杀我，包括我的家人。

在我被捕的第二天半夜，当地的老乡和看守我的红军战士将我救了，因为天一亮我将被枪毙。我只身出逃，经广东去了香港，由香港去了马尼拉。后来，我找到了党组织。从此，我便以菲律宾共产党的身份参加了以后的各种斗争。事实上菲律宾共产党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外政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共产党。

我不能因为党一时的错误放弃我的信仰，我永远都是一个革命者。

在国外的几十年无法消除我对祖国的怀念，由于我的工作关系我了解国内的所有事情。七四年我以难侨身份回国，被安排在一个华侨农场。我不敢说明我的身份，一直到了四人帮倒台以后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过去。信很快就回复了，邓小平证明有我这么一个人并让福建省核实我的身份。当然，我的身份得到证实。省委想盖间房子安顿我，先将我接来福州，一时无处安置，我就先住在这里了。

我不能不回来，我的两个儿子其实都在美国，过的也不错，他们不让我回国。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但回来了，而且不让他们跟我有任何联系。现在好了，可以让他们也回来看看了。他们现在是外国人了，但毕竟这里还是他们的祖国。

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全过程的中国革命。我终生坚信的是，如果没有这么多次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革命肯定能早点成功，国家肯定会早一天强大。但不管怎样，我很庆幸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为理想奋斗了一生！”

老人不吸烟，但不反对我吸烟。我静静地听着老人的讲述，烟也不断的吸。我企图在烟云缭绕中跟上老人的思索，但太难了。特别是一些当年的细节，当年的人物回忆。毕竟对那个年代我知道的太少了。

老人所讲述的一些事件很令人惊讶，我无法知道它们的真假，在所有正式的党史资料里也找不到佐证。老人将共产主义升华了，共产主义是老人心中的上帝。个人和个案再大的错误和共产主义都没关系，他们只是历史中的一些插曲而已。这恐怕就是支撑着老人坚定不移的走过五十几年受尽磨难而信仰不变的原因吧？老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但他那种执著而强定的信仰不能不让人佩服。

日落的余辉已经完全消失了，无数的灯火代替了刚才的夕照。点点的星星和细细的上弦月因为城市的灯火而暗淡，古老的榕树收走了白天的炎热。外面街道上随着夜色的浓密更趋喧哗，在阳台上的老人和我正因深思而沉默，非常的安静。

已经看不清老人眼睛里的混浊和亮光了，其实不必看见，在当时当地我能用全身心来感受，感受一种极其强烈的震撼。

当晚我将老人的谈话尽可能全面的写在了一本笔记上。可惜这本笔记丢失了，所以上述的记忆有可能不太准确了，但主线一定是没错的。特别是关于良知，关于革命的动机，关于一生无悔的理想，关于对国家的眷恋，这些话我从没忘掉过。

离开老人的时候他邀请我在他的新房子落成后前往作客，我当然答应一定再次探望。后来在上海呆了二三个月，返回福州时老人已经搬走了，服务社的人也不知他的住址，就这样失去了再次聆听的机会。

老人给我看过邓小平回信的复印件，以及当时报纸上一侧短短的报道。我想他原名叫赖弄璋，出逃后改名复生。说真的，他的姓名我已经不能肯定了，但后来改名复生是一定没错的。我也曾经查询，但没找到任何有关的资料。我想，在那种动荡和伟大的年代里应该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人和事永远也找不着了。

我不时会想起这位可敬畏的老人，特别在我一事无成而又企图寻找借口退却的时候。很可惜只停留在敬佩上，我没能因敬佩而改变自已的疏懒和淡漠。

所以，每当我在回忆中面对这样一位如此坚定如此执著如此信仰的老人时，我只有惭愧并汗颜了。

2001年6月29日星期五